翌日清晨，侍御史知杂事张伯玉的奏疏便递到了通进银司。
这位老臣并未如吕诲那般直斥废后之非，而是通篇考证历代废后礼制、程序与得失。
他引《周礼》，说明“天子废后，当告宗庙，明示六宫”，述汉武废陈后“使有司赐策，收其玺绶”，论唐高废王后“集百官廷议，三奏乃决”，洋洋洒洒上千言，最后归结于一句。
“若行非常之事，当循非常之礼，以安天下之心。”
这份奏疏看似在为废后设置重重礼法障碍，实则字里行间既未公然反对圣意，又为后续可能的废后之举提供了依据，更在无形中将“是否废后”的争议，部分转移到了“如何废后”的程序之争上。并且，张伯玉作为御史的二把手，在权御史中丞韩绛没有发声前公然发表了与下属傅尧俞、吕诲不同的意见，这意味着御史内部出现了分 …或者说，明确地告诉了外界，傅尧俞、吕诲的个人上疏不能代表御史的整体意见。
而通常来讲，谏系统的一把手，权御史中丞和知谏院是不会早早地就亲自上疏，来表明对这种重大事件的态度的。
而若是出现这种情况。
要么证明其对下属失去了掌控力，没有人能替其发声；要么证明庙堂斗争，已经到了决出胜负的节点。接到上疏后，知通进银司兼门下封驳事的何郯，光速将奏疏上交给了官家。
奏疏副本通过各种渠道传出后，朝堂更是为之一静。
明眼人都看得出，这绝非张伯玉一人之见这位在历次政争中冲锋在前，且与首相宋庠有同年之谊，是朝野共知的。
同样是上午，谏院那边右正言杨谔的奏疏也紧跟着递了上去，而与张伯玉的迂回含蓄不同，杨谔的奏疏就直白多了，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废后。
“臣闻《礼》有“七出’之条，“无子’居首。中宫主内治，承宗庙，绵国本，其责重矣。今皇后正位逾二十载，而嗣育阙然，此非细故也。”
“昔年郭后以“无子’故，谦冲自请入道，上顺天心，下全懿德。今皇后荷国厚恩，久居坤极，而椒寝无庆，蠡斯不咏。此虽天命，亦人事或有未修耶？陛下仁圣，念旧情笃，然国本所系，岂容久虚？太子冲幼，若中宫不正，恐非社稷之福。”
“陛下若以宗庙社稷为重，当废无子之后，立有子之妃，上合天理，下顺人情。昔汉光武废郭后而立阴后，唐高宗废王后而立武后，皆以子故。史册昭昭，可为明鉴。伏望陛下割私爱而存大义，早定国本，以安天下。”
杨谔的这份奏疏，直接将“无子”这一曹皇后最致命的缺陷，直接给摆到了面上。
怎么说呢？他虽引“七出”旧典略显刻薄，且将曹皇后与郭皇后类比未必完全妥帖，但其内核论点，也就是“皇后多年无子，本身便是大过，于国本有亏”却实实在在击中了要害。
杨谔奏疏一上，朝野震动更甚于前，暗流涌动更剧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位刚刚从提举明州市舶司任上擢升为右正言不久的官员，甫入谏院，便敢在这等敏感重大的议题上，抛出如此直白甚至可以说是尖锐的言论。
而且，司马光反对废后，杨谔支持废后，这也说明在谏院内部，同样出现了公开分歧。
这就意味着傅尧俞、吕诲、司马光等人反对废后的观点，已经不能代表整个谏系统的观点了，那么自然也就无法形成“整个文官系统都反对废后”的舆论风潮了。
这两封奏疏一上，官员们暗地里书信往来、私下聚会、密议权衡者不知凡几。
所有人都清楚，这场围绕后位、更关乎未来朝局走向的较量，已到了关键时刻。
接下来的几日，赵祯对如潮般涌来的奏疏统统留中不发，却下旨晋升苗贵妃之父为齐州观察使晋升外戚本非什么稀奇事，可在这废后风声甚嚣尘上、谏接连上疏的节骨眼上，官家非但不理睬那些劝谏的奏章，反倒明晃晃地抬举苗氏一门，其中意味，再迟钝的人也嗅得出来。
同时，太子赵曦由检校太傅升检校太师，遥领镇安、武胜两镇节度使。
总而言之，官家这一连串的动作，与其说是赏赐，不如说是昭告，向天下人表明，官家是铁了心要给苗贵妃撑腰，更是为废曹立苗铺路。
面对官家此举，茶楼酒肆、宴会雅集，乃至深宅内院，处处皆在窃窃私语。
有替曹皇后抱不平的，痛心“贤后无过，何以至此”；有揣测圣意、认为官家为太子计不得不如此的；也有冷眼旁观、感叹天家无情、祸福无常的…但绝大多数官员，尤其是心思活络的，已开始暗中权衡，究竞该将宝押在哪一边。
就这样，时间来到了嘉佑八年的三月三日。
殿试当天。
天光尚暗，延和殿外已是灯火如昼。
宫人们将殿前两侧的铜鹤香炉添了新香，青烟在料峭春寒中笔直上升，又被晨风吹